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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社会调查报告范文合集6篇
在现实生活中，报告十分的重要，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涵盖报告的基本要素。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对写报告很是头疼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调查报告6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社会调查报告 篇1
调查课题：媒体对新闻毕业生的人才需求
引言：
近年来，新闻媒体在招聘采编人员时，存在着并不十分看好新闻系毕业生的情况。同时，业界人士也普遍反映，新闻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满足媒体发展的需要。身为一个在校的新闻系学生，本着对专业的喜好和对未来就业前景的关注，笔者选择这一课题进行了历时14天的调查研究。
调查对象：纸质、非专业性媒体
调查方法：
1、采访：分别通过直接采访和电子邮件采访的方式，采访了《汕头日报》副总编辑苏伟钿和《广州日报》政文部记者陈翔。
2、查阅：通过查阅国内新闻专业核心期刊上的相关论文，获得材料。来源有《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知识》等。
3、网上数据搜索：由于精力和时间有限，一部分数据来自中华英才网、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等网站所进行的相关调查。
毕业生能够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是一个专业的设置价值所在。那么新闻专业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否能够受到媒体的青睐，从而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呢？让我们先看看从新闻院校、新闻学子、媒体三方面调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I、新闻类专业：暴增至661个
据教育部高教司据统计，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66个；95-99年间，共增58个，平均每年增长10个左右；00-04年间，共增335个，平均每年增长70个左右；到了05年，我国新闻类专业已达661个，即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增新闻类专业点202个。
去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闻类专业在校生有12万余人。661个新闻类专业中，新闻学占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专业点为24个。
II、就业比例：新闻毕业生“不做新闻”
综合各大新闻院系的资料来看，毕业时最终进入到媒体从事新闻工作的本科新闻系学生，只占总人数的30%-40%。以复旦大学为例，20xx届新闻学院学生的毕业走向资料显示，35.1%的人去了各类报社、通讯社和杂志社，5.4%的人进了广播电视电台，有4%的同学进了站，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19.9%的人在各类企业从事市场、咨询、行政等工作，有9.4%的人在专业广告公司就职。2.1%的人在国家机关从事其他机关工作。
从媒体招聘的比例来看，新闻毕业生所占的比例也远达不到大多数的标准。《广州日报》近年来定期招聘的人员中，新闻毕业生也只是占到4-5成，没有超过半数。
III、媒体：您要新闻毕业生吗？
宁波某报编辑不久前在该报评报会上称：“除人大、复旦等几所高校，其他大学应该取消新闻专业。”其原因是该报近年来招收的新闻专业毕业生功底差，写作能力明显不如中文、历史，甚至是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虽然其观点比较偏激，但却反映出媒体招聘时并非别看好新闻系毕业生，反而时常青睐其他专业毕业生的情况。甚至有人发表这样的怪谈：想做新闻别学新闻，害了自己；学新闻的别做新闻，害了社会。
从三则材料和数据中可以看到，新闻毕业生的数量在不断攀升；“窝里斗”的同时，与其他专业毕业生之间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媒体招聘时普遍存在不看好新闻系学生，而更青睐其他专业的学生的情况。这些都导致了新闻系的学生在毕业时并不一定能够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因为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与媒体所需要的人才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那么媒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复合型人才VS专门型人才
在采编上，媒体到底需要的是“万金油”人才还是专门型人才？这个问题是业界经常加以讨论的课题。通常的观点有两种：一是需要新闻专业“万金油”式的人才，有一定的写作功底，什么题目需要都可以写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专门的路线需要专门的记者去跑，不同路线的记者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专门型人才。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汕头日报》的苏伟钿副总编辑却给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她的回答是：这与报社的财政能力有关。财政能力较强的媒体，能够提供更多的版面，版面的专业性也更强。此时它就有可能需要对这一专业领域比较了解的，非新闻系学生来担任记者，并且经济上也有这种支撑能力。而对于市县一级的媒体，广告收入较少，部分支出仍需财政补贴，经济能力较弱。每天的4-8个版面并不能按照不同领域来划分，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学生无法发挥其专长。所以这些媒体选择在各个领域都能采写到新闻的“万金油”式人才，在经济上比较实惠的做法。
有专家认为，新闻系的毕业生上手快，但发展空间较小；而其他专业的学生虽然在写作能力上已开始不及新闻学生，但是一旦掌握了采编技巧，就具有复合性优势。苏副总编表示赞同这种观点，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闻系的毕业生对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格式等比较熟悉，上手快，较善于把握新闻角度。但在做某专业领域的采访时，就显示出缺乏专业知识的缺陷。”
《广州日报》的陈翔记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系学生确实存在上手很快，新闻敏感比较容易培养的优势；劣势是不够专，比较浮，驾驭大题材、大稿子能力不是很足。比其他专业学生上手快是必定的，但发展得看各人。如果能够突破浮在表面的特点，新闻系的学生还是可以往上发展的。
照此看来，新闻系的学生要想在媒体中取得发展，就应保持住自己的专业优势，克服“万金油”式人才缺乏其他专业知识、“不够专”的弱点。而大多数克服弱点的成功经验，是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新闻系学生能够在大学其间除了学好本专业课程外，更多的接触其他领域的知识，最好是能掌握另外一门学科知识或专业技术，从而达到知识上的“复合”。另一方面，在专业技能上，除写作技能外，新闻系学生还应当掌握摄影、美编、编辑软件使用等专业技能，达到技能上的“复合”。
苏副总编认为，像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才是媒体所普遍需要的。这类学生在应对媒体内部调整时，适应能力更强。这也应当是新闻院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方向之一。
要技能，更要素养
在调查媒体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时，笔者发现无论是受访的编辑、记者，还是其他专家学者的文章都指出，新闻系学生在完成深度报道方面，存在着一定不足：苏副总编认为，刚毕业的新闻系学生书生气太重，缺乏人生阅历和从业经历，在做深度报道时，难以做到“深度”采访；陈翔记者认为刚毕业的学生普遍缺乏驾驭大题材、大稿子的能力，也缺乏文采。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大学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有关。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经过一定的新闻教育和实习环节，但是与社会的接触仍然太少，实习机会也不够多。这与媒体需要知识储备和经验阅历俱佳的人才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学者何志武在他的文章《新闻教育面临的几大困惑》中指出：虽然新闻院校一般会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但这方面的功夫仍须加强，既要让学生树立“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意识，又要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艰辛又充足的精神准备。缺乏勤奋吃苦精神的学生即使学历高，专业也好，但不能吃苦，采访不花工夫，写稿马马虎虎，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就会被媒体所淘汰。最近曾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某家报纸媒体招聘了若干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做记者，在职业培训阶段，就有三分之二的新记者因为吃不了苦，成了逃兵。这是新闻毕业生所应当积极避免发生的情况。
一直以来，新闻业界都存在着“记者是吃青春饭的职业”的说法。针对这种说法，业界人士朱学东毫不犹豫的批判道：“这是心态问题！”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举例说，在国外很多记者都是满头银发，在工作中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尴尬。资深记者的经历、磨难，对于他的工作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韧性和毅力都是记者克服年龄问题的法宝。
这一板块的观点是：媒体对人才的需求除了技能上的要求外，还要求记者们拥有专业素养。这里所说专业素养应该包括知识储备、经验阅历、社会责任感、韧性和耐性等。如果新闻毕业生具备了这些，必然会更受媒体欢迎，从而增大留在媒体工作的机会。
营销、管理、传媒技术等其他方面的非采编人才
有专业文章指出，目前我国的新闻人才结构呈橄榄型，即采编人员为主体，其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比重较小。而据统计分析，合理的媒体人才结构应该为哑铃型，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主，日常工作人员比例较小。由于以前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媒体人才（除采编人员外）储备严重不足。随着改革日益深入，中国传媒业被逐步推向了市场，专业的营销型人才和管理人才开始出现空缺。（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文章将营销和管理两方面的人才需求合二为一，称之为“经营人才”。本人并不十分赞同。）近年来，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是寻找记者、编辑，寻找懂管理、营销的人才需求呼声不断。有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共有5000多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达55万人，但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却不到1％。管理人才、营销人才缺乏，几乎成了媒体的“通病”。
“媒体职业经理人”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业名词，指那些熟知中国传媒国情，懂得新闻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理念及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他们一般应具有三种能力：一是把握政策的能力，有政治头脑和制度意识；二是熟悉新闻业务，懂得编辑和采访等基本新闻业务知识；三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懂得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财务会计学等基本经管知识。发行人、总经理、总编辑、内容总监、发行总监、广告总监、生产总监、人力资源总监以及网络媒体的首席执行官等，均可称为“媒体职业经理人”。
在媒体经营的过程中，对媒体产品（即报纸、杂志）和广告版面的营销工作，决定了媒体的经济来源。一个媒体中，具体运行营销工作的部门有发行、广告、印务等部门。苏副总编指出，一个懂得新闻传播规律的经营者，知道如何通过传媒，来为媒体创收。另一方面，媒体经营体制改革以后，对管理型人才的也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媒体管理层也同媒体营销一样，需要管理人员同时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懂得新闻传播的规律。目前，我国媒体的管理人员大多从新闻业务部门提拔起来，有的是上级行政部门委派的，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也缺乏经营管理现代传媒的经验和意识。
媒体对营销、管理方面人才的需求，同样也是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有别于上文提到“复合型人才”的是，这是媒体内部运行、管理的人才需求，是职业领域的复合，而非采编上单纯的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对新闻系的毕业生，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在营销和管理领域具有一定的能力或经验，要求较高。
除了营销、管理方面，媒体对非采编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传媒技术方面。笔者归纳的传媒技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美编技术、印务技术等。网络的日益发达，也带动了纸质媒体向网络媒体领域发展。在这过程中，对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有一技之长的新闻毕业生，进入报社后可以得到专才专用，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人才之一。美编和印务方面对就业者的新闻素质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这两方面的人才也是一个媒体经营运作所必不可少的，也应该成为新闻毕业生选择进入媒体工作的考虑方向之一。
结论：
从调查的数据和结果来看，媒体对采编人才的需求体现在复合型人才和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人才上。其原因是新闻媒体不愿为支付培训成本，需要一进媒体就能干活，而且还能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才。而刚出校门的新闻毕业生却恰好普遍需要较长的“预热”过程。另一方面，媒体还需要运行方面的营销、管理人才，需求量相当大，并且仍有增大的趋势。
结合自身经验来讲，通过这次调查，笔者发现在媒体人才方面，供求双方存在着错位。而要改变这种现象，提高新闻毕业生的就业率，则需要新闻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增加实践环节等方面尽早与市场需求接轨，培养出媒体需要的人才。
社会调查报告 篇2
现在，错别真是那叫一个多。这错别真叫个损人不利己，不仅看着不是那么顺眼，而且还容易让人误解意思。就连平时连一点错都没有的老妈，现在都已经有了不少错别。所以我准备来一个全面的错调查报告。
调查经过
要查就要先查自己。我满怀信心的打开了我的作业，一页一页的慢慢检查。连翻了五六页，我都没看见一个错别，顿时，我信心大增。看来我的作业本上错很少，正确率很高啊!哪知我又翻了一页，一道鲜红刺眼的红叉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把翻山越岭的“越“写少了一点，导致这个词写错了。之后，我就没再发现什么错。
算了，我还是调查一下老妈老爸写的东西吧，因为老妈老爸经常写东西，所以写错的硬挨不是很少，所以，我在家里仔细的搜寻老妈老爸写的东西。终于，我在书柜上，发现了一小本老爸对供水车间的总结。我迫不及待的打开小本子，看了起来。只见老爸的写的工工整整，非常漂亮。可是我刚看到第七行，我就发现老爸把机器的“器“写成了哭泣的“哭”，哈哈，看来老爸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平常我一考试，犯了这种低级错误，老爸就会把我好好数落一顿，但是，想不到老爸也会犯这种错误，哪天也好好教训一下老爸。
调查分析
经过了我的调查，我发现错别就在我们身边，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呢?于是，我做出了以下分析：有时候因为粗心，比如说我，把“越”给少写了一点，导致这个词都写错了。还有时候是因为粗心，看见后面有动词，我就给写成了白勺的，其实应该用提土地。另外还有不认真犯了低级错误，比如说老爸，硬是把机器的 “器”写成了哭泣的“哭”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调查建议
调查完毕，应该，提出点什么建议吧。不能知道错别损人不利己，但是却还是一如既往的错吧。于是，我想向政府提议，在小区或人多的场合，多拉出几张关于该错的横幅，让大家，知道错别的危害，并改正。
自评：这次调查报告是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写一篇关于错的调查报告。身边的错真是不少，所以我就写下了这篇文章，望大家认识到错别的危害，并改正。
社会调查报告 篇3
一、前 记
一、调查区域
1.调查区域的地理、人文状况。
本专题的调查区域为广东番禺市东南部的南沙半岛。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居珠江出海口要津，东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41海里，西北距广州54公里。南沙的陆地面积为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7894亩，为临海丘陵地带。
南沙在唐宋以前乃是珠江口内的一群岛屿，后因沙泥淤积，遂在岛屿四周冲积成小沙洲，至明清，始连成片开垦为田。宋末元初（1278-1280）年间，始有先民到南沙开发繁衍，并将此地称为“沙埠”.元明时，亦称“沙埔”.因南沙原为船艇锚泊的海湾，故又名“南湾”.至清代，因今南沙境内最高峰黄山鲁之南拥有大片沙洲，故始习称“南沙”并沿用此名至今。
南沙在清代，属东莞县莲溪局辖下；民国时期，属东莞县第九区；1952年7月，从东莞县脱出，属珠海县第四区万顷沙乡；1957年 5月，从珠海县脱出，归属中山县万项沙乡；1959年7月，从中山县脱出，归属番禺县万顷沙人民公社；1961年3月，从万顷沙人民公社脱出，独称南沙人民公社；1983年12月20日，改南沙人民公社为南沙区；1987年1月1日，改南沙区为南沙镇；1990年6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南沙镇东北部建立番禺南沙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南沙镇与经济区合并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辖1个居民委员会、15个村民委员会，含36个自然村、 7001户、24515人。
南沙原为极其偏僻荒凉的落后地区，解放前是土匪窝，解放后是劳改场，文革时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当地居民大多自称为“ 家佬”、“水流柴”意为生活无依，飘泊不定，即便捕鱼兼耕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糊口。
2、调查点的选择
我们在从事本专题调查时，选择了板头管理区与东瓜宇管理区作为调查点，此两个村相距约一公里，为相邻村。
A.板头管理区（村）
“板头”原称“攀头”,意为攀山越岭到尽头，寓创业艰辛之意。因“攀”字笔划繁多，故简略为“板”字。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原籍陕西京北郡黎族祖先黎藩庄，其先人于宋代南迁广东，经南雄珠玑至东莞，再由东莞塘头迁至南沙塘坑。其后50多年，又于成化年（1465年），黎族的大部分人再由塘坑迁至板头建村。 板头村位于南沙中部偏西，三面环山，北为较平坦的耕地，居民向来重视农耕。板头村的民居依山而建，颇具山村特色，旧居民的布局成行成排，显然经精心规划，至今依然保持原貌。（注）富庶人家的楼房为两层，虽已斑驳，但仍可想见当年雕梁画栋之盛姿。板头村由上村、下村、社树三部分组成，现有人口1234人，353户，绝大多数人姓黎，间杂有陈、何、叶、朱诸姓。人均耕地面积为109亩。
我们选择板头村作为调查点的理由是其具有较深远的农耕传统，传统人文色彩较浓重，宗法系统较完备，且目前的经济较发达，所以可视为剖析都市化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较理想对象。
（注）：我们问村民：“为什么没人拆掉旧居民？”村人说：“按习惯，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给他一笔钱，他自己筹一笔钱，另外盖新房居住。”所以，今天仍然住在旧宅中的人大多为村里老人及外来民工。
B.东瓜宇管理区（村）
东瓜宇村原名东瓜屿，此地原为古海屿，在对岸居住的人，需摆渡才能至屿上。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先后有人在此定居，并在屿上种植冬瓜，故名东瓜屿。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后人以其谐音取名为东瓜宇。合成、蝴蝶洲两村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两村位置为当年的渡口，年深日久，因滩涂淤积而连成片。
东瓜宇村位于板头村的东北，由东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4个自然村组成，原先农业生产水平较落后。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许外省农民迁至东瓜宇安家落户（注），所以东瓜宇村是个典型的多姓杂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谭、朱、冯、黄、陈、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户，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
由于东瓜宇村农业生产较落后，且位于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交通发达地带，故它是南沙第一个实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农业转向加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对农村向都市化的彻底转变作过许多探索，从而也激发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我们选取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调查点的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选取板头村与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的两个调查点，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更系统、更具典型意义的调查对象。为了叙述及研究之便，我们把板头村和东瓜宇村合称为“南村”.
（注）当然必须有亲戚在东瓜宇，经亲戚介绍始成。
二、小 引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化即是都市化。因人口集中、工业扩张、商业发展、教肓普及而建构的都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对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格局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市化）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难以仿效的范例。由于时空差异和资源限制等原因，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寻找特殊的发展方式。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农村，承包责任田在开始时也许不过是农民挣脱公社化的束缚、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一种自发性尝试，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可，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启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运动于70年代末拉开帷幕，并终于在90年代峥嵘崭露。
我们要考察的南村，便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一个景点。
首先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由于中国在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都市化并不是中国现代化唯一的、主要的发展方式。80年代以来，大量小城镇的崛起和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农民在都市之外找到了就业和致富的机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合乎国情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萌动发生的，没有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急剧瓦解。加上一直控制着农村权力之源的政治体制的连续性，所以即使农民初步进入现代生活后，既有的社会结构、生活风格、人伦关系等也顽强保持下来，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特有风景。
第二，南村的具体情况使其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不同，确实有一个都市化的过程。改革之初，因为河网纵横，交通不便等原因，南村的地方经济和乡镇企业远没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发展快，乡镇企业主要还是原有的采石场、运输业等，个体经济亦很荒芜。80年代，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鉴于南村所属的南沙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又有较好的港口条件，拟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南沙，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1990年6月，南村附近的几个村被划为“番禺市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广东省又进一步宣布成立“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南村在内的南沙镇全部纳入 开发区，所属54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国家征收作为工业用地，南村原则上已不存在农民，从此结束了300多年的农村史，改名为“南村管理区”,正式踏上都市化道路。
第三，南村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区域一跃而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间的自然过渡阶段被省略了，所以可能发生更为明显的行为无序与观念错位，也可能会更倚重传统资源以应对都市化进程。这种因外部剌激而走上都市化的方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对它的观察理解可以作为都市化全过程的记录。本调查报告主要围绕南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展开，时间上从70年代末开始，而内容上以年征地后为主。
三、村民对都市化的反应
虽然土地是农民的命脉所系，但做了几百年土地的奴隶，村民们都厌恶种田，一是辛苦，二是收入低，大家都向往城市，想出去做工。土地征收后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想耕地也没地耕了。但都市生活条件并未随之而来，过去种田虽然收入少，一日三餐的粮食还是充足的，土地没有了，吃的大米也得买，心理上就不适应。征地款发下后，每家都有10万元左右，首先用来砌楼，花去一大半，余下的钱买辆摩托、操办儿女婚事，所余无几。而每斤大米1元以上，以每户4口人算，每天吃米就要5元以上，光靠村里发放的每人第月200元的生活费是无法应付日常开支的。南村刚刚开发，一切还在初建阶段，没什么企业，就业机会很少。
本村有家工厂，按协议要按比例招收本村人，但工厂招工只限于18-25岁之间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女性，工资也只有200-400元左右。年轻人不想干，中年妇女想干又干不了；青壮年男性没有技术，出外打工反比不上外地劳工。比如珠江电厂挖泥，本地人开价10元/天，外地工8元/天也干了，所以除了少数有点技术的青壮年可以去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外，80%以上的人无事可做。只好以摩托载客，一天可得20-30元。南村4队500多人，只有30个青年女性有正常职业；大量待业者的存在不但致使难以维持生计，而且其中少数人还学染上会赌博等不良习惯。村头街尾到处有打麻将的人，此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发得也多，加上干部有经济头脑，土地开发和企业经营好，人均收入万元以上，成人每月发600元生活费，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户还有70平方米米住宅楼，村民生活水平高；这对南村刺激很大，两相对照，南村人对未来很悲观。都感到他们向往的都市化并没有使他们迅速过上幸福生活。
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专制伦理的驯化下，习惯于逆来顺受，以忍耐著称。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一般并不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况且对南村人来说，都市化的前景已经可望可即。问题在于，与失去土地后没有稳定职业生活难以保障相应，村里的干部却乘机大发横财，村民们本来就不稳定的情绪受到进一步激化，酿成一系列社会冲突，成为伴随南村都市化进程的有着严重消极影响的事件。
近3年来，南沙开发区范围内多次发生群众抗议事件，主要是针对管理区的干部，特别是支书。92年6月28日，工程队到南村已征收的土地上推土开工，50多个村民闻讯赶来阻拦、有的静坐、有的躺下，对峙严重。南村干部无法劝阻，报到管委会，以为事态严重，有人在幕后操纵，调来一个中队的警察；管委会书记到现场了解原来并没有人在背后组织、操纵，只是村民觉得征地的补偿太少，每亩12000元，发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们有个比较，87年珠江电厂征地时每亩给7000元，时间过去5年，钱还少了1000元，所以他们拒绝让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管委会只好让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发给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发给村民的管理区。
应当说，12000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对发展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是农村都市化之初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问题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干部，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为集体为群众办事，所以还是分到手里踏实，至少不会被干部乱花。这就形成一种两难格局：一方面干部确实在用居民的征地款来奢侈享受，到处旅游，买进口车，出入酒楼，中饱私囊。另一方面钱全分完后，集体没有发展基金，发下去的钱也不能成为滚动发展的资本。那么，失却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后日子怎么过？现在南村成年人每月发200元，16岁以下100元，96年就没有钱发了，到时连生活费也成了问题。由此，南村人产生了对都市化的悲观态度，此都市化过程中必需妨碍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这抗议行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发生，有时村民阻塞公路，有时集体上访。经我们反复了解，得知这些行动并没有什么人首尾一贯地精心策划，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议论，听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利益受损最大的人嗓门最 高，召唤一声，激愤的人群就跟着行动。比如去年南村有3个队长和几个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个人觉得本村的山头被邻近村的石场开采了8年，为什么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干部得了好处。几个人都响应，吵吵嚷嚷很多人来围观，6个变成50、60人。第二天以这些人为骨干，100多村民围住石场。管委会做工作，问明原委，要求石场做好开采后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这个问题才了结。群众又提出本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作风，各种事情都扯了进来，调解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据镇农办刘主任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工作没做好，经济账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对群众，群众越不清楚就越怀疑，越怀疑就越有气，一遇机会就爆发。引发事端的一般是三类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二是过去做过干部的人，他们有一定社会见解，对现任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三是因计划生育等原因而与现任干部有私愤的。因为这些行为主要是针对管理区干部，所以只有管委会出面做化解工作，并作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极端做法，群众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有些抗议行动也有具体的组织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矿场用12.5吨火药引爆，造成南村50多间房屋破裂。石场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书、村长反映，经有关方面测验后，确认受损事实，但几十天后都没有赔偿迹象。黎锦潮等房屋受损最严重的人就组织50余户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动经费，先到开发区，再到番禺市，最后又租汽车到政府投诉，但直到我们调查时，都没有任何单位有答复。黎锦潮认为，原因之一是石场承包人与干部有关系，而受害者中没有一户是干部。在此活动中，黎锦潮是主要的组织者，此人读过8年书，做过大队会计，后被排挤走了，对南村社会的分析比较精辟。另据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湾的一次集体上访，也由一个人组织的，他出钱租车，载人到番禺市，参加者有饭吃，每天还有10元钱。可以预期，随着居民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有组织的民意表达行为会越来越多。
四、行政权力与经济控制权的整合
农民的担忧和抗议确有出了对土地丧失后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考虑，但其直接矛头，是针对村干部的。土地征收了，村民变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权力机构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由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改为管理区支部书记和管理区主任，其功能和权限依然和过去一样，而且由于都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又使其增加了经济控制权。
1、经济权力的增长
改革以后，村民独立经营，村党支部和村长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协调外，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较少干预。由于村里除石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企业，村干部经济支配权也不大。征地以后，一是土地征收款40%以上由管理区留下发展集体企业，二是征收土地时留下10%土地由管理区开发，管理区因此拥有一大笔资金和不动产，支书和村长（主要是支书）有管理权和使用权。在经济主导时代，经济支配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权力，行政权力由于和经济的联合而再度强化。
按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发给群众的征地款不能超过60%,由于南村原支部书记未做好群众工作，又用这笔钱来为自已谋私，激起群众抗议，后来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发给群众。不过开发仍然使南村经济有了较大增长。从92年到94年底建成厂房3万3千平方米出租，东海明珠和圣地亚哥2个酒楼和3个制衣厂，加上原来的2个石场，总产值1800万，纯利润500多万，这些钱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书决定。这样，有限的资金没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合理的预算和有效的民主监督，很难使南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干部的腐败
反腐倡廉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能完全否认管理区干部在振兴集体经济方面的努力，不过在当前，居民对干部一般是不满意的。首先是腐败，大笔款项的使用其实是支书一人说了算，很容易瞒天过海，化公为私。南村原来的支部书记花了二百多万建楼炒，村民反映强烈，管委会派人一查，原来贪污了征地款100多万。这样的事件虽只一例，但现任领导经济上的不廉洁，村民几乎是众口一辞，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开发区开始股份制试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集体资产折资入股，年终时按集体企业总利润的49%折股分给农民，这是为了合理地分配集体经济收入；另一种是集资办企业，如两间厂集资300万，每年15厘利息。南村采取后一种方式。群众反映这种方式问题较多。其一，利息并非集资款所赚，厂房才刚刚开始建，并不能立即赢利分红，所以，用来分红的钱其实是村里的征地款；其二，集资并不是全村集资，而是有钱人集资，比如支书一户就投资10万元，这些钱是否到帐，也无法证实；其三，这些钱集起来以后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区决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这种股份制尝试，实际上为少数人侵占大多数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开发区成立后，建筑业首先发展。包工头多为外地人，主要来自福建、开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经营了好几年。为了在南村站住脚，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关系，除了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表示热心外，特别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认为建了房子没人租，没人买，等于把钱搁在那儿，为何还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个：建房子对干部有好处，他们可以吃回扣。比如一个厂房工价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头可以把价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给支书，支书就在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公证人，也没有居民敢去查问。包工头中没有本地人固然与南村没有建筑业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容易披露内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队也接不到工程。据估计，南村的支书一年有200-300万元收入，甚至多达400万以上。有村民说现在的支书只差飞机大炮没有了，大厦都几幢了。
南村在公路边搞房产开发，建好后有一批临街铺位要出租，管理区还给3万元作为每个铺位的启动资金，这个条件非常优越，村民都想争取，管理区既不开会讨论，也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主办此事的支委把它们租给了自已的亲戚，村民提出意见，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想给谁就给谁。”类似这样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没有工作做，而集体企业中某些空位，被主办者首先安排给干部亲友。
土地征收，农村转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为集体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腐败，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见紧张，权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行政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性淡化，转而成为一种资本。支书实际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权，也就最有钱。
五、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源均由集体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南村的民间礼俗活动几乎完全绝迹。改革以后，农村生活趋于正常，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且在征地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一些民间礼俗活动得以部分恢复。其在文化性质上与都市化相反，但在推进权力分化，建构市民社会方面又与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动的公开化
南村村民均是数百年前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风俗习惯、岁时佳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其中清明最为重要。49年以前妇女地位低，没有资格去拜山，现在则女儿、媳妇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时多达50-60人，按男丁人数出钱购买甘蔗、肉包子、饮料、烧猪、饼等祭品。由年长者带领，先在祖坟前放上一张报纸，烧香点蜡烛和鞭炮，然后按年龄大小、先男后女的顺序磕头。磕头时每个人可以许愿；祭后祭品当场由众人分食，烧猪则带回去再分。关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辈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饭。除清明外，其余节日都由主妇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宫是南村唯一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南沙镇唯一的天后宫。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东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几个庙宇，也到南村来呼吁砌建天后宫。他和南村的朱婶一起到各队捐款，多的给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钱，修房子、塑神像。当时南村的支书不让建，派出所也反对。梁彩说修天后宫，不为别的，至少也让老人在树下歇歇，地方领导就让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婶负责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卫生、夜晚锁门等等。村里出钱买了一个铁皮箱，放在天后宫内，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磕拜的人会捐些钱到箱中，每年约1000元左右，钱柜钥匙由一个生产队长保管，他和朱婶一道开箱取钱；钱取出后放在队长那里，朱婶不时来取钱买香油。发票由一个支委签名后到队长那里报销，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天后宫是一个小庙，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给钱，本村有钱人也没有自动捐钱的。据朱婶讲，来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妇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从事运输业的人，车子经常坏，就到宫里来祈求保护，早晚拜了几次，车子居然也就不坏了。本村玩具厂的香港人，也不时带了烧猪来拜。总的看，祭礼活动在南村社会生活中没有突出意义，更多是一种形式。
改革后的农村，传统宗教、迷信活动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态，所以在这方面不明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区，生活资源比较缺乏，农民迁到这里后就告别了原来的礼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计，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礼俗传统；二是宗族势力单薄，南村6个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几十户，但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俗称“水流柴”,“大杂烩”,没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来规约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长辈高者也并不拥有社会权威，决定村民情感态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现实关系。
2、村俗活动的新型态
经营方式的个体化加强了社会活动的个体化，自发的群体性民间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一些节日的集体性活动，主要是由村里以经济为杠杆组织操纵的，其中比较大的是两类。
一是端午节的龙舟赛。龙舟赛在南沙较有传统，改革前的龙舟赛通常用一种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这种竟赛由大队组织，每个生产队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队出钱发奖金。不比赛时，小艇被用来运泥运肥料。分田到户后，这种龙舟赛作为集体活动自动取消，生产队的小艇也没有护养，干脆就卖给各户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广州市举行国际龙舟赛，番禺县要派队参加，趁机就在县内搞一次龙舟比赛，各镇参加，由此层层过渡，带动龙舟赛的复兴。
通常由县、镇有关部门（如体委）发出通知，村里着手组织，每队选几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性。赛前1个月开始训练，每艇50人，比赛在附近河涌里进行，全程20xx-3000米。村里除竞赛费用外，还给参加者一定报酬，开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来是30元。龙舟平时没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滩里，否则容易腐烂；要用时再挖出来，上油晒干。由于龙舟在南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文体活动，其组织完全由行政部门掌握，下通知、选人员、定时定点比赛，现在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活动。
二是春节娱乐。民间自发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狮。南村有几个人精于此道，春节前就自发地凑到一起，稍作演练就可以走村串户。舞狮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春节期间大家高兴，各家各户都会给一些，作为对民间娱乐的支持，村里也补助一些，生产队给一个红包（100元左右），这样舞狮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节期间主要娱乐是村里组织的各种比赛，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项目，有兴趣有特长的人自动报名，在本村的场地或学校的操场上训练。春节期间以生产队或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基本费用由村里出，优胜者有奖金，多时达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国庆、元旦等南沙镇里会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歌跳舞等。参加者多是镇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工厂青年，实际上是官方组织的现代娱乐，与传统的民间礼俗没有关系，与村里也没有太大关系。征地后，除少数复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别了土地。因共同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各种民间联系趋于消解，不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原来因群居而来的约束也自动消失，残留的一些仪式也日益经济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来的民间礼俗。
比如春节等节日村里照例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都是管理区出钱张罗，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会自行组织。94年南沙管理委员会举办首届运动会，项目有龙舟赛、球类、拔河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运动员的训练费用由管理区出，各个项目都有企业赞助，获奖者由管委会发奖金。在运动会中获得龙舟赛冠军的南村干部说，龙舟赛费人费时费钱，请1个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级要求搞，不然管委会不会再组织。
民间礼俗本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庆典性、公共性活动，现在南沙的社区共同体差不多已经解体，居民之间正在摆脱过去的血缘、邻里、生产协作关系的束缚，逐步转向社会化的都市居民。民间礼俗活动失去了社会基础，只能是一级行政组织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参加者也要求一定报酬，“我是在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组织的文体活动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民间礼俗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设想。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过了都市化的不适应而进入一个稳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会建构一套民间文化系统，除文体竞争赛外，划龙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文娱活动的娱乐性，而万人争相围观的热闹场面又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加上南水网纵横，完全可以成为岭南龙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都市化决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腾飞，它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数千年形成的乡村礼治秩序和49年后逐步强化的行政权力系统都面临着或退出舞台或自我转换的选择，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会结构的改变提上日程。但由于传统秩序的顽强性和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由于中国都市化起始于解决生存温饱这些现代化早期的问题，从而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现代改革并未具体落实，以至于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会生活远没有达到恒常有序，各种错位和紊乱比比皆是。
一些民间礼俗活动的恢复只是意味着出现了政治组织之外的民间文化活动，而不标志着一个民间社会的完全确立。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民俗礼仪在南沙社会生活中都是边缘性活动，村民们并不普遍认为有参与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个黎氏宗祠，大约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议重修。黎氏族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已无需祖先来护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过去是从东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个在香港发了财，回到东莞修祠堂，他在族谱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后裔，就邀他们去拜山。村干部和部分群众去了一次，回来后群众们说去一次很累，此后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干部每年还去，推测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和经济更为发达的东莞搞好关系罢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切民间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实际趋向形式化，儿子结婚后就和父母分开，此后来往不多。一般是有什么喜事或父母有病时回来看看，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经营，一旦有什么利益冲突，照样视若路人。4队有一对弟兄合伙买了一条船跑运输，不到一年就散伙了。既没有强有力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改革后的南村并未能建构民间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民间权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干部或他们委托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调解民事纠纷。年长者、辈高者、有钱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性。比如一个人不是党员或干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没有支部的委托，去也是多余的，还会惹得一身麻烦；就是见到打架，也只能劝阻，报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评说。
可见，在30多年的政权一体化之后，传统农村的礼俗结构、土绅阶层、长老权威等已被彻底摧毁。改革后政治控制相对放松，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旧的权威重返舞台，因此村民自我组织能力很差，全部活动还是以家庭、个体为单位，一涉及到集体性活动，只能靠行政权力系统及其派生机制来组织。
征地后村民对干部的意见一般比较大，收入悬殊太大，村干部收入超百万，有的居民穷到医院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些干部还能一任再任，稳坐交椅呢？从干部这一方面看，他们的任免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两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先是党员选支委，支委再选支书。支书为了自已连任，也做些拉选票之类的工作，如党员优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书、村长去新、马、泰，管理区其他干部去港澳，生产队长去肇庆、佛山，等级分明。发展党员时又任人唯亲，任人唯从。比如有一个支委就有5、6个亲属是党员，每次选举时都能保持1/3以上的选票。而上级部门即开发区管委会也要依靠管
理区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们不够廉洁，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会主动处理。南村的3个主要领导（支书、村长、治安委员）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位置，上不来。
从村民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礼的民间权威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甚至民意表达的渠道也不畅通。成立开发区以前，南村有个村民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5人，由村民选举产生，原则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认可。虽然这只是个形式，但至少有个说话的机会，征地后，村民代表大会无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为上级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动性太大，召集会议很困难，村干部本来也没有认为它会有多大作用，无形中不了了之。一年开一、二次的党员会，人也到不齐，来了也只是听听传达而已，一个老党员就向我们抱怨说党员其实没什么发言权，提了意见也没用。现在管理区有事，一是通过广播，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家长会，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计划生育、戒毒等，没有让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们很关心，管理区也在办公楼的墙上贴了几张表，但会计做的表非常笼统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楼花了100万，这100万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来，也许只用了70万，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来干脆就不看了。疑虑越积越多，不时就会以抗议行为表现出来。
七、民间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争占宅基地的纠纷
农村社会的土地本不值钱，一旦向城市迈进，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时按人口规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楼时各户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会有意见。比如94年，南村一户人家有一块路边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盖了一间房子做生意，征地前这块地属于姐姐的，现在看到弟弟这样做，当然很有意见，争吵起来，父亲护着儿子，越闹越大，以至于弟弟打伤了姐姐的头，女婿打坏了岳父的手。负责治安的黎主任调解了几次，姐姐总觉得自已吃亏，要求赔偿4000元，还把自己过去对家里的贡献公布出来。一年多了，姐姐还不认爸爸，关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乐观，说这种事情的解决总得经一、两年，即当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时，会有亲戚帮助缓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对本村人情事故甚为了解，处理纠纷有一套办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纠纷，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经常一道喝酒。两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间隔一条路，外甥要砌围墙，挡住了舅舅的窗户，舅舅不答应，要他让开几十公分，外甥认为土地是他的，有权这么砌。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区支书等调解了几个月不见效，他们来找黎岳均，黎不谈纠纷，只请他们喝茶聊天，和他们谈过去的事，谈他们过去的亲密无间，慢慢地再转入现在，结果外甥让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开，矛盾也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间隔要有一米，所以这起纠纷还未真正解决，黎主任说，砌房子违章不是我管，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这一点，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邻里乡亲，总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难确定谁是谁非，按原则照规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纠纷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冲突缓解了，也并不就一劳永逸。他有句口头禅叫矛盾总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个完满的结局，而是考虑到现实具体情况，该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管，将之留给其它部门或当事人的亲友去解决。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几百个，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们来到南村有时和当地人易产生纠纷。比如他们不讲卫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饭剩菜到处乱倒，随处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见，反映到黎主任处，由黎批评教育，这类事比较简单，但也有些复杂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过一段时间，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向老板介绍，这种人被称为“工头”,一般从工人中抽取工资的10%作为介绍费；工头手下通常有10来个人。不过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头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纪律等，厂里自已解决。但涉及到劳资矛盾、斗殴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厂工人罢工，起因是工人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工厂的副厂长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发工资，将37万元存在银行等消息通报给工人，工人集体罢工抗议。老板是南村人，在广州念过大学，他来找黎主任希望把这事压下来，黎岳均了解情况后和番禺劳动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发工资。有时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愿赔偿，也由黎出面处理。
我们多次和黎主任交谈。感到他比较有社会经验，反对打人；他和这些工人关系确实不错，自已在山上的果园就是请这些工人代耕的。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村民生活的命脉，村民一般会服从治安主任的调解。事实上，黎主任调解有二条原则：一是体察人情，二是经济手段，许多调解是以赔多少钱结束的。南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区有经济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还有另一种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个南沙是比较好的，不过，大规模的一发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南沙本地无法提供的，这样随着都市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从广东各地乃至全国来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们在各级管理机构、工厂、企业任职，以自己的知识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为南沙社会全面接受，外地人才总感到和本地人有距离，有时还会受到压制。南村有两个青年干部即是外省来的大学生，平时接触比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开发之初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南沙要建成国际水平的海滨新城，不解决这个矛盾，不充分调动外来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动性，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将专门搞一次调查研究。
八、结论
我们的调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会情况（详见附录），而以都市化过程为主。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结论是：
1、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控制系统是与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经济活动方式越简单，经济活动范围越小，组织控制越严密；反之，经济活动方式越复杂、经济活动范围越广，社会控制出现的疏漏越多。
从南村的历史看，49年以前农民多是租田耕种，简单小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时乡-保-甲的权力系统的职能只是一般的收钱派丁，村里的社会组织生活基本由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法组织系统控制，农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很少人游离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队生产队权力系统垄断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源，农民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没有人可以摆脱行政机构的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控制最为严密有效的时期，当然也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后，农民中出现新角色，个体经营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陆续出现；特别是都市化使农民有了新的谋生方式，手工业、小工厂、小企业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导致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权力机构难以用现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行政权力机构除社会管理及有关政策的实施外，较少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农民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农村组织不完备的表现，现在的行政权力机构实际上也无法严密周到地实施管理，不少问题只能靠临时性规定，靠主其事者个人的能力，靠农民个体的自觉等等。显然，随着经济活动方式的更大拓展和农民自由选择权进一步扩大，在如何调整改革现有的行政权力系统以有效地实施管理而又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还得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过程中民间宗法礼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组织关系，它的流变及被大部分地废弃，使其根本无助于民间权威的重新树立，更谈不上对现行行政权力的制衡。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主体仍然是经济利益调节下的行政权力系统。
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于社会控制的松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在农民生活中急速消退，传统的宗法关系和礼俗活动得以回潮，并和经济利益一起成为组织农村社会生活的准则；由于家庭再度成为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性和家庭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长，农村的社会结构亦与传统类似；由于自主经营后农民闲暇时间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风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动予以满足。
但是，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礼俗的回潮和重现仍然只是农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权力系统对农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变原有的农村组织结构。首先，行政权力虽然弱化，甚至部分放弃对村民日常生活和个体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农村唯一合法的权力机制并是集体经济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调解方面仍然保持着最后判决权。经过30年的政治洗礼，农村原有的宗法关系，礼俗活动已被根本摧毁，不可能回到从前。第二，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准绳；以亲情为基础，以传统为导向的宗法礼俗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在高度一体化的行政权力控制松动之后，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替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有效性。第三，现代文化观念向农村的大举渗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认同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挟带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都市文化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者。现在农村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对传统民间礼俗文化有点了解，要想在当代农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虽然当代农村确实出现了传统宗法关系和民俗活动，但从南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类活动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或配合政治宣传，或为经济铺路，或作为农村文体活动，无论哪种类型，整个过程都是由经济作为动力和杠杆的，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民俗活动。所谓民间社会、民间权威等也未见出现。
3、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
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政策落实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金钱手段来完成的；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不再具有唤起认同意识、凝聚群体情感的功能，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农村的居民关系包括邻里、亲友、家庭关系，都或多或少地与金钱有关。另外，由于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释现行农村活动，更成为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
一切以金钱为原则，不但使农村之间的地域性差异消失，也使农村与都市在许多方面接近。在现在的农村，我们已不大可能发现特别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关系。至于奇风异俗等等，看来也只是艺术家们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数残存并趋消失的农村事务管理机构外，我们没有感到它和广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则性区别。
现代社会应当是结构丰富、个体自由的社会，这是由经济增长作先导的，但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却导致农村结构的简化和农民生活的平面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是30年政治权力一体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它首先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权力的运作为经济腐化严重侵蚀，导致农村生活的管理也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就变得简而又简了。展望未来，只有在农村经济呈现有机发展并走向正常轨道，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等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和共同体后，才能再向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进步，再创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社会。
4、现代化、都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目前农村的
行政权力系统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负作用，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点是92年6月广东省政府的一纸公文，荒僻贫穷的农村一夜之间就朝繁荣富庶的都市迈进。前景辉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只是一幢幢现代建筑，它更多是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是个体和集体企业，多数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转手贸易等等。现代化的生产规模和金融体系还未普遍出现，还处在一般城镇水平，而负有领导这一进程的权力机构，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时期的行政组织系统。保证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权力系统。不过，现行组织系统之所以承担这些使命，只是因为它是目前农村唯一的、没有受挑战的权力控制者，而不是因为其已获得现代洗礼，合理地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生活的能力和权力。事实上，政治一体化时代结束之后，据此而形成的权力系统并不符合推进社会转换的需要。不少官员借发展经济之名的腐败，实际上其已使现行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动摇。然而，由于农村的现代转换本来就缺少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目前也还没有可以全面取代现行权力系统的组织和集团。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价后，农村能够补上现代化的准备这一课，增强自组织、自管理能力，在渐进的更换中，重建农村权力控制系统。
5、霍英东基金会开发的南沙东部海滨新城是南沙开发区的希望所在，它将提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培训、心理准备和社会适应的机会。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注入巨额资金全面开发。按基金会构想，要在20年时间内把南沙东部建设成现代国际化的海滨新城。类似于南村这种并不在海滨新城内的地方也将从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径。第一，基金会提供了南沙从无到有建设都市的基本资金，避免大部分农村存在的有心发展、无钱投入的问题，南村都市化将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第二，基金会正陆续建成的诸多企业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数待业的现状。据此，居民亦可学习适应都市生活方式，积累部分资本作为以后发展中小个体企业的基础。第三，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可以不受现行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规范和普通标准组织社会生活，缩短由农村走向都市的进程，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设对中国广大农村的都市化发展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
九、后记
本专题的调查是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先生、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何博传先生认为，南沙的开发与建设，在世界及中国其它地区的都市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南沙的开发是在巨大的资金及严密的规划之下从荒僻农村直接转向现代都市的，这样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及时、系统地记录、观察都市化现象的极好机会和对象。何博传先生不仅为我们确定了调查区域，还对我们的调查提纲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的南沙侨办主任余志华、板头管理区治保主任黎岳均、板头村第一任农协主席黎通及协助我们在东瓜宇管理区开展调查的鲁辉小姐。
此次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农村）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
我们坚信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调查报告 篇4
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敢于接受挑战是一种基本的素质。学校要求我们参加社会实践 , 是想让我们提前接触社会 ,了解社会, 这样才不会在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找不到生活的重心。夏日炎炎列日当头，正激起了我要在暑假参加社会实践的决心。我想通过亲身实践体验社会，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的才干，培养自己的韧性，更为重要的是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否被社会所用，自己的能力能否被社会所承认。————前言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有那种超乎平常的感觉。一年的学习生活并未真真切切的让我了解作为一名幼师的光荣职责和义务。一年来，除了规规矩矩的学习我们那些专业课，对“学前教育”的真正内涵还未深刻领悟，正以此暑假为契机，幼儿园的亲身实践给我上了精彩又难能宝贵的一课，现将实践过程做如下报告：
一、实践时间：20xx年7月25日————20xx年8月25日
二、实践地点：山东省兖州市兴隆矿红太阳幼儿园
三、实践对象：3——6岁小朋友
四、实践过程：
暑假放假回家后，我就按图索骥，找到了离家不远的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幼儿园------红太阳幼儿园,亲身体验了一个月的幼师———这—光荣而神圣的职
业。当我迈入幼儿园的大门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孩子们的小作品、吸引人眼球的装饰品以及幼儿一天的食谱,然后就是幼儿大型的游乐场地,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感觉顿时回到了童年时光,进入了童话的王国,孩子们的世界。
为赋新词强说愁
刚去幼儿园的第一周由于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只是辅佐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幼儿上课前帮老师准备与课堂内容有关的教具。幼儿上课时我和他们一起听老师讲课,在课堂上,若这节课的内容需要情境表演来引导幼儿,我会和老师一起完成表演。虽然第一周只是单纯的见习,但是我却获益匪浅,通过一周的见习我深刻的感受到幼师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下来的三周,我开始了正式的“实习”,当我真正和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时,面对他们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和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我感觉到了肩上的重担, 这一刻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作为幼儿教师的责任之重。
第一天给孩子们上课是我见习以来最难忘的一天。上课前，我不断的回想着见习时老师上课的情景：老师那始终带着笑容的脸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我告诉自己要笑着上好人生中的第一堂课．开始上课了，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揣着老师帮我修改的教案迈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讲台＂。虽然很紧张，但是我不段的提醒自己，只有笑才能让孩子们喜欢你，才能和孩子们拉近距离，那一节课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是我明白了我的经验和知识是那么的不足。首先我的肢体语言不够丰富，语言在老师的指导下能抑扬顿挫的吸引幼儿，但是由于经验的不足，我在控制课堂纪律上还是不够好，一节课下来虽然感觉不轻松，但是我从中学到了知识，让我又倍感欣慰。第一节课虽然缺点多于优点，但是这些不足给我以后的学习增添了不少的动力。
更上层楼，更上层楼
在“实习”期间，说实话，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遇到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玉宇，他是一个让园里所有老师都感到头疼的一个孩子，他很聪明，平时我们教的内容，他很快就能掌握，他的理解能力明显比其他小朋友的高，但是就有一点，他很喜欢欺负别而小朋友，给老师捣乱，破坏幼儿园里的公共设施，老师好好跟他说，他很听话，但老师走开了，他又去干他的事，从来不把老师说的话放在心上，老师有时候坐在一起去讨论应该怎样去对待这样的孩子这个问题很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还有一个孩子，也是个很特别的例子，她从小跟她妈妈在厂子里生活，周围没有其他别的小朋友，她唯一能够接触的是她的妈妈，我去幼儿园的时候，她刚去幼儿园2天，一天到晚她做的事就是吃饭，睡觉，哭，不管老师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就是哭着找妈妈，大约过了半个月吧，她对幼儿园里的生活才稍微适应了一些，一天当中只有在睡觉之前会哭着找妈妈，她不哭了，但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她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讲话，并且不跟别的小朋友接触，一天到晚跟在老师屁股后面，例如我们问她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饭啊，她知道你在问她，但她却回应你一句，妈妈一会来接我，最后我们发现，不管我们说什么，她总是回应这一句话。当我们试图去教她怎样去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多重复几遍，她会重复我们的问题。其实，她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想到，也就是她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从来没有跟别的小朋友接触过，造就了这样孤僻自闭的性格，我们老师研究讨论过，要让她从孤僻自我里走出来，我们应该多创造她与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机会，从以后她的情况来看，也就是在我实习期满将要走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在幼儿园里自由活动，并开始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耍，虽然有时候她再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会突然走开，但她却在努力让自己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以上我所接触的孩子是我遇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孩子，前者我至今没有找到应该怎样去教育他的方法，后者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对孩子有用，并且她也确实在我们的引导下改变了自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她的妈妈也不止一次来说，她的女儿发生了惊喜的变化，我们老师心里也倍感欣慰。
随着和幼儿园老师的不断交流，我也有了点儿经验，慢慢的我也进步了不少。也懂得了如何和孩子们交流，怎样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在这一个月里，我学到了很多，受益匪浅，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在学校里都学不到的，我非常感谢幼儿园老师给我这次机会，也感谢幼儿园的孩子们，是他们给了我一个“舞台”，
我要特别感谢园长，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教我去处理各种紧急事件，领着我走向孩子，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专业。
五、实践感想
却道天凉好个秋
今年的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早已远扬，回顾起来，至今仍历历在目，感触良深，在这次社会实践中不断经受锻炼，在短短的几天日子里，其活动内容之丰富，场面之感人，师生之热情，让我难以忘怀。
这次实践，丰富了我的社会经验，给我以后的经验也带来了不少基础。我也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名幼儿教师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幼儿是将来社会的栋梁，作为教师的我们，肩上的担子是艰巨的，要为幼儿上好一节成功的课，除了丰富的知识还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足够的耐心和爱心，要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所以，大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需要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很多的大学生都清醒的知道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生要在社会实践中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参加一些实践性活动巩固所学的理论，增长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因为知识要转化成真正的能力要依靠实践的经验和锻炼。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我觉得大学生应该转变观念，不要简单地把暑期打工作为挣钱或者是积累社会经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借机培养自己的创业和社会实践能力。现在的招聘单位越来越看重大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交际能力。作为一名大学生，只要是自己所能承受的，就应该把握所有的机会，正确衡量自己，充分发挥所长，以便进入社会后可以尽快走上轨道。在这次暑期的工作中，我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获益良多，这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启发。这次的打工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起点，我相信这个起点将会促使我逐步走向社会，慢慢走向成熟。
社会调查报告 篇5
一、暑假社会实践调查背景：
暑假开始了，本着提升自己的能力，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的目的，进入一家培训机构培训小学生英语，可是两天以后，却以家长认为未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资格教自己孩子的理由被辞退，为此，本人做了有关未毕业的大学生是否有资格教学的调查
二、暑假社会实践调查对象：
部分小学生学生家长
三、调查内容：
是否认为未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资格教自己的孩子
四、调查结果：
部分家长认为，自己花了钱，那就有权要求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同样的钱，为什么不给孩子找个更好的老师呢！
少部分家长认为，谁教自己的孩子无所谓，关键是自己的孩子可以学好。
五、为什么大部分的家长不愿意让未毕业的大学生来教自己的孩子呢？大部分家长认为，未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更别说教学经验了，自己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在我看来，家长的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但未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差。老师是有丰富的经验，但我们有更多的热情与耐心，我们更容易和孩子们沟通，知道孩子们在想什么，知道每个孩子在哪有问题，可以对症下药，我们虽没有正式踏上社会，可是我们在大学里都有所实践。
社会调查报告 篇6
网吧在城市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消息相对闭塞的农村,网吧却是一种新生事物.随着网吧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它也日益吸引着越来越多农村人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生的眼球.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农村网吧的出现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有利的一面:使农村人有机会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获取跟他们生活或者是生产密切相关的信息等;同样它也存在着有弊的一面.寒假里回到河北农村老家的我对家乡的网吧现状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并在本文中就农村网吧带来的诸多问题,原因及对策展开了探讨.
一,网吧现状不容乐观
该乡网吧目前还处于粗放发展的起步阶段,其特点主要体现为:小型,简易,分散,隐蔽.规模很小,电脑数量从十几台到二三十台不等,如乡政府办公楼旁边的某网吧内只有18台电脑;有的农村网吧仍然以拨号上网为主,条件十分简陋;一般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比较富裕,信息比较灵通,交通比较便利的乡镇中心乃至村庄,如某网吧就选址于农村的集市旁;大多数网吧采取家庭化,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如在某网吧内就只有父女二人经营管理.农村网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黑网吧多,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多,安全隐患多.
二,网吧经营问题不少
1,环境卫生较差,安全堪忧 农村网吧大多属于个体经营,业主从节约投资成本的角度出发,普遍是盖几间简陋的房子,或租赁几间偏僻的房屋,有的则是在自建房中,购回电脑,便对外开张营业,硬件设施差,安装不规范.农村网吧基本上只有一个通道,门窗紧关,不通风不采光,加上允许吸烟,空气污浊不堪.少数素质不高的人随地吐痰,脱鞋翘脚,网吧里充溢着各种气味,令人窒息.有的电脑键盘和电脑桌长时间都未清洗,黑污斑斑,灰黑难辨.有的农村网吧只设一个出口,窗户紧闭,无任何灭火,防火设备,一旦出现火灾或其他危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经常进入,常因一些琐碎之事或言语不合便大打出手,造成极坏的影响.
2,违规经营普遍,隐蔽性较强 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网吧经营存在着许多违规违法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无证经营.有些农村网吧只是购回计算机,拉通互联网,便开始对外营业,并未经过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二是为有些顾客大开方便之门.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有的网吧虽设有网络净化器,但大多是形同虚设.一些人肆意浏览黄色,暴力等非法网站,网吧老板为赚取钱财,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是隐蔽性较强.有的农村网吧,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检查,一般不设牌匾,不贴任何标志,隐藏在村民家中.有的农村网吧有人来便营业,无人来便关门.有的在深更半夜之中,紧锁大门开始营业,执法人员很难发现.
3,未成年人大量涌入 农村网吧的营业收入绝大部分靠青少年支撑.很多中小学生课余就泡在网吧里,且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对学习和身心健康均造成了较大影响和损害.同时还让家长们提心吊胆,忧心忡忡.青少年因进网吧发生的事件让人触目惊心,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迷恋网吧,铤而走险;二是严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三是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
三,管理漏洞和利益驱使成问题根源 农村网吧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上漏洞较多,造成盲点.一是审批制度不健全,主管网吧的文化部门与信号输送单位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审批程序,造成网吧"先上车,再买票".二是网吧管理机构鞭长莫及.农村网吧隐蔽性较强,网吧业主根本不到审批单位办理手续,我行我素.三是农村网吧地处偏僻,分散性较强,乡镇对网吧的管理基本处于空白的状况,区县(市)主管网吧部门力量薄弱,经费缺乏,无力顾及偏远的农村地区.
2,宣传力度不够.虽然国务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颁布已久,但在农村很少有人知道该条例的具体内容,再加上多数群众思想认识不足,导致查处网吧的行动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给农村网吧的治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3,农村网吧经营户唯利是图,违规操作.农村网吧经营户法制观念薄弱,为收回投资,获取利润,将网吧管理的规定置之脑后,既不张贴"未成年人禁入"标示,又不严格执行网吧进入登记制度,反而对未成年人进入大加欢迎,提供吃饭,住宿等"优质服务".有的专门传播色情,暴力等方面的有毒信息,引诱未成年人经常光顾.
四,多渠道努力共建农村健康网吧 农村网吧的现状已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校,家长已表示强烈不满,为此,治理农村网吧刻不容缓.
1,要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宣传力度.要根据农村特点,发动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对青少年进行宣传,将《条例》张贴到各班级.要在农村网吧的入口显著位置张贴举报电话.学校要将举报电话和《条例》印发到家长手中.
2,加大对农村网吧的管理力度.要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将农村网吧管理纳入到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中来.要建立社会监督网络,可在村一级聘请网吧监督员,分片对网吧进行监督,逐步形成社会监督网络.要严格执行网吧营业时间的规定,信号输出方在每天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应停止对网吧的信号接入,彻底解决超时经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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